秋收起义前，毛主席琢磨着把一团和三团合并起来一块儿打仗，但师长余洒度就是不听指挥，这样一来，起义军的力量就变得七零八落了。起义一开始，临时拉来的一个团竟然反水了，这对起义军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。还有其他一堆让人头疼的事儿：到了节骨眼儿上，团长竟然使唤不动手下的兵，急得他团团转，就差给士兵当爹了；师参谋处长也是急得没法子，只好掏出手枪，硬逼着才凑齐了几十号人……
军队的头儿要是不听大领导的，底下的士兵又不听军官的指挥，这样下去，就算手里有枪，仗也肯定打不好。到了三湾改编那会儿，毛泽东就说了，全军都得听前委的，统一指挥。他还提了个建议，说要在军队里建党组织，像班里排里搞个党小组，连上要建党支部，营团级别那就得建党委了。
跟战士们日常打交道时，毛泽东留意到一个事儿，那就是党员多的连队，战士们精神头儿特别足，而且他们对干部能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，整个连队的风气跟其他连队大不一样。这就是为啥说“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”这种做法，一开始就是这么来的。
在三湾改编那会儿，因为部队还在不停地赶路和打仗，所以说“支部建在连上”这事儿，就先当个规矩给提了出来。要说真正把它落实到位，还得等到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以后，这才慢慢实施和完善起来。
那时候，罗荣桓身为连党代表，开始慢慢展现头角，成了红军里头最早的一批杰出党代表。他不管被调到哪个连队，没多久，干部战士们都爱往他那儿凑，有啥心里话，或者对谁有啥看法，都乐意跟他说。就连罗荣桓外出开会，离开部队几天功夫，战士们也会时不时地跑到指挥部，问问他啥时候能回来。
搞政治思想工作，说白了就是跟人打交道，这事儿有时候比打仗还难搞，得讲究不少门道。罗荣桓能把这活儿干得漂漂亮亮的，靠的就是他为人厚道却又不失“机灵”，还特别会琢磨事儿，把各种招数学得透透的。
井冈山的主力红军，一开始都是由老军队或者工农自己的队伍转过来的。那时候，有的人还带着老一套的想法，觉得“说得好不如打得好”，“严师出高徒，马鞭底下出精兵”，军官对士兵动手动脚，老兵欺负新兵，这事儿常发生。罗荣桓看到这种风气，心里头很不舒服，特别是对那些侮辱人的体罚，他更是恨得牙痒痒。他老说，“聪明人一点就透”，只要他做了哪个部队的党代表，就绝对不允许出现打骂士兵的情况。
用打架来代替教育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罗荣桓常常这样跟干部们说。那要怎么训练士兵、加强管理呢？罗荣桓的办法就是耐心地一遍遍讲道理，一次讲不通就说两次，两次不行就说三次，非得让士兵们清楚自己错在哪儿才算完。
这种方法听起来挺繁琐，但罗荣桓觉得，这样做才是真的管用。他说，“光靠嘴上说服不行，得让人心里服气，心里服气了，大家才会乖乖地遵守规矩。”
罗荣桓绝对是共产党里政工人员的顶尖榜样。他特别有耐心，好脾气得出奇，从来就没见他发过火。就说朱德吧，他人那么老实厚道，有时候都忍不住要发火，但罗荣桓呢，大家从来没见过他当着大家的面，对手下人大声嚷嚷。有时候手下人做错了事，他心里头其实也挺不高兴的，但他总能管住自己，尽量用道理来说服人。
罗荣桓这人性格温和稳重，不张扬，他常常戴着副厚厚的近视镜，初见他的人往往会觉得他反应不够快。毛主席很会识人用人，不过也是在古田会议过后，才在一次井冈山的聚会上察觉到有这么一位出色的政工人才，这也反映出罗荣桓是多么地不惹眼。
某天，毛主席跟一位从上海过来的同志一块儿溜达，碰巧罗荣桓从旁边经过。毛主席就指着罗荣桓跟那位同志介绍：“这家伙可是个人才，领导能力一流。我们啊，之前没发现他的闪光点，算是晚了点。”
在红军的三个大军团里，林彪带领的第一军团政治工作做得相当好。那里的军事领导跟普通士兵之间，关系平等又团结。这一点，毛泽东也很看重。想了解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为啥这么棒，看看他们的政委罗荣桓就知道了。罗荣桓把革命的目标和意义讲得明明白白，让第一军团的战士们都心里透亮。这对我们党的军队建设来说，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。
近现代打仗的事儿告诉我们，战争输赢不光看军事技术和装备牛不牛，更多时候，还得看政治和技术能不能合得来。就像咱们党内的大军事家刘伯承，他有一次讲话就说了：“国民党那边，武器挺先进，有的军事技术也挺到位，可最后还是被我们给打趴下了。为啥呢？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，也永远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力量！”
尽管罗荣桓在授衔时真心实意地推辞了元帅的头衔，但中央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，硬是把元帅勋章给了他。命令一公布，罗荣桓就跟总政的一些干部讲，中央给他这个元帅衔，其实就是对他们这些军队政治工作者的极高认可。
打仗那会儿，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里头，有不少人都是文武双全，不光能做思想工作，上手打仗也是一把好手。陈毅是这样的人才，罗荣桓同样也是。
罗荣桓初次经历战争，是在通城农军往修水撤退的路上。半道上，他们冷不丁被敌人给伏击了。他本来是个读书人，后来投笔从戎，所以那时候，他跟陈毅头一回打仗时一个样，枪声一响，心里头不光是紧绷绷的，还有点懵圈。
罗荣桓在战争的实战里摸索门道，慢慢摸透了带兵打仗的那一套。在亲自上阵和指挥队伍的日子里，他越来越精通战场的套路和战略战术，最终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官。罗荣桓到了晚年，自己提起这事儿，就说这跟小时候抓蛇挺像，一开始心里也犯怵，但摸透了蛇的习性后，就不觉得有啥难的了。这番经历，为他日后能独挑大梁，成为领军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抗战那会儿，罗荣桓当上了第一一五师的政治部主任，和代理师长陈光一起带着队伍在山东打天下。有一天，侦察兵回来跟罗荣桓说，日军跑到某个村子里头了。罗荣桓一听，立马觉得不对劲：“你说的怕是有误，赶紧再去瞅瞅。”侦察兵又跑了一趟，回来一报，那村子里头还真就没鬼子。
侦察兵们心里都挺纳闷，弄不明白罗政委咋就这么厉害。说实话，罗荣桓虽然没像侦察兵那样满地跑，但他特别会把各种消息拢到一块儿，不论是侦察兵带回来的，还是老百姓讲的，罗荣桓都能用这些信息把根据地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。他就坐在那儿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指挥起来头头是道，隔着老远也能把事儿给办妥了。
敌人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行动轨迹。一队日军往往人数众多，好几百人一块儿出动，到了地方就开始抓壮丁、找领路人，还骚扰老百姓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行动路线就暴露了。之前侦察兵回报说某个村子离敌人的行进方向挺远，罗荣桓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琢磨了一下，觉得那儿不太可能有敌人。但为了保险，他还是让侦察兵再去核实了一遍。
从1941年开始，山东的八路军就都由罗荣桓来带头了。那时候，山东的局势变得特别紧张，日军三天两头地来“扫荡”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狠。到了1942年，咱们抗日根据地的日子更是难过到了极点，原本热热闹闹的鲁南根据地，缩水缩得就剩一条细长条了，南北就几十里地，东西就一条线连着。很多地方，八路军战士们都不得不换上便装，每天晚上还得不停地换地方扎营。罗荣桓把这段日子叫做“天亮前的黑咕隆咚”。
在土地革命那会儿，毛主席和咱中央红军打“围剿”的高招，就是在老根据地里跟敌人绕圈子，瞅准机会，找个好地界儿，把咱们的人马聚一块儿，专挑一路敌人猛打，这样就能把敌人的“围剿”给破了。可到了山东那边，罗荣桓同志发现这招“绕圈子”不好使了，为啥呢？因为那儿的抗日根据地小得可怜，根本没法儿周旋。于是呢，他就琢磨出了一个新的打法，叫做“翻边战术”。
按照“迂回包围法”，八路军的主力队伍没呆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带，而是被安排在了靠近敌军一侧的根据地边缘。当日军搞大“搜捕”行动时，八路军不采取红军那种“敌人来了我们就撤”“把敌人往里引”的战术，而是“敌人推进我们也推进”。在摸清楚日军，特别是当面这股日军的行动方向后，瞅准他们包围圈还没收紧，中间空隙大的时候，就沿着根据地的边缘，“绕”到敌人的后头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
由于日军的大部队深入到咱们的根据地中心搞“大扫除”，他们后方的士兵就变得少了。这样一来，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打过去，他们就很难顶得住。咱们就能借此机会把日军的整个计划给搅乱，最后让他们这次“大扫除”彻底泡汤。
“翻边战术”可不是随便想想就出来的点子，这是罗荣桓带着队伍到了山东后，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反“扫荡”战斗，慢慢摸索出来的经验。以前也这么干过，不过直到1942年，这个战术才有了正式的名字，叫做“翻边战术”。
1942年冬天，罗荣桓用了个新招儿，叫“翻边战术”，他亲自动手安排了海陵那场大战。之前啊，海陵那六个区，被搞得只剩下俩完整的，但打了这一仗，三个半区又给拼回来了。
战斗打完后，八路军前线的头儿去瞧了瞧被炸毁的日军碉堡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投降的日本军官走了过来，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八路军听不懂的话，还比划来比划去。头儿一头雾水，赶紧找了个翻译来问。翻译一解释才明白，原来日军是在佩服八路军的打法呢。这位头儿听了，心里头挺有感触，说道：“看来，小鬼子现在也晓得咱们翻边战术的厉害了。”
“包围迂回策略”后来渐渐在山东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推广开来。罗荣桓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出色表现，赢得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赞扬。到了1943年，他接过了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重担，一直挑到抗战取得最终胜利。
抗战结束后，山东的地位已经超过了晋察冀，它变成了最大、最厉害的敌后根据地。要是往北去，山东就是进入东北的起跳板；要是往南走，它又是华中地区的坚实后盾。山东军区的正规军人数特别多，占了共产党全部军队的差不多三分之一。在解放战争里，二野、三野、四野的好多士兵都是从山东来的，特别是四野，它的核心力量就是山东的部队。
毛主席讲过：“要是换了罗荣桓，那山东的局面就完全打开了，山东的局面一打开，全国也跟着盘活。”在解放军完全占领东北前，山东这个地方，简直就是国共两党谁赢谁输的重中之重。这么说吧，罗荣桓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地方，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。